【每日新书】《过劳时代》|全球进入“过劳时代”

核心书摘：

相信当下的每个职场人都曾经历过或多或少的过劳，比如：工作日加班，周末也要加班；公司给配了工作手机，要求你24小时开机，上下班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996硬生生地变成了247；老年人要延迟退休，年轻人却找不到固定工作，不得不成为“单身啃老族”……

按说，科技的进步应该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才对，但现实告诉我们，自从互联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普及后，我们就被越来越快的时代裹挟着跑步前进，劳动时间越来越长不说，身心也越来越疲惫，可以说，中国已经全面步入了“全体过劳”时代。

从欧洲到美国，从日本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贫富差距、交通安全、性别歧视……过劳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本书从全球化、信息技术、消费社会、管制放松等角度，分析了过劳背后的社会动向，指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并介绍了荷兰、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为解决过劳现象而作出的尝试。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

关于作者：

森冈孝二，日本著名的经济学者，关西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过劳死研究第一人”。他研究过劳问题十多年，长期担任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会长，在2014年推动日本政府制定了《过劳死等防治对策推进法》。

学什么：

1、过劳是历史的常态

2、我们为什么会过劳

3、问题有解吗？

一、过劳是历史的常态

首先，我们来看本书第一部分内容：过劳是历史的常态。

我们先从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讲起吧。19世纪开始，美国和欧洲等多个国家逐步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为了刺激经济的高速发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断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当时，马萨诸塞州某个鞋厂的监工曾说过这样的话：“让一个身强力壮的18岁小伙子来这儿工作吧，我能让他在22岁时头发变得灰白。”这种“过劳”压迫激起了广大工人阶级的愤怒，他们组织罢工，要求享受八小时工作制。

1886年5月1日，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名工人停工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各个工种的工人一齐进行总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美国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在冲突过程中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之后又有8位无政府主义者以谋杀罪被起诉，其中4位被绞死，1位在牢中自杀。

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并抗议随后的粗暴宣判，世界其它国家的工人也联合起来，举行抗议活动。1889年7月，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恩格斯宣布，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从此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首次被纳入国家法定体系。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一号公约，规定工厂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到了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性》。文中大胆预测到：“等到下个世纪，一旦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人们会为闲得无聊而烦恼。”到了1967年，几位美国议员在展望未来时说：“到90年代，人们只需要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或者工作8小时，但可以把退休时间提前到38岁……”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那个闲得无聊或提早退休的时代并没有到来，过劳死反而成了新时代的“热词”。

“过劳死”这个词是日本人发明的。2002年1月，这个词汇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它意味着过劳死已成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典型词语，同时也意味着这一现象并非日本独有，而是蔓延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

事实上，过劳并非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纵观人类发展史，劳动时间延长是人类社会的大势。在狩猎时代，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两三天就能满足生活所需；到了农业时代，人们就得从早忙到晚，但秋收之后到来年春天，这段漫长的冬季算是老天爷赏的大假。等到工业革命后，人们的工作时间变得更长了，每周至少工作40个小时。总体来看，人类平均劳动时间这条曲线一直是在不断加长的，虽然在20世纪中期有所缩短，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波动而已。

伦敦大学的罗纳尔多•多尔教授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很多发达国家的确在缓慢而切实地缩短着工时，但之后趋势发生了逆转，工作时间开始变得越来越长。这个转折点的时间各个国家略有不同：英国是1982年；美国和加拿大都是1983年；意大利是 1985年；挪威和瑞典是1988年；德国较晚，是1996年。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看看劳动时间为什么会增加。

二战结束后，为了对抗苏联，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入侵，资本家开始实行温情主义经营方式，他们采取的三个主要手段就是：稳定雇佣关系、给予员工较多的闲暇时间、提高企业的福利待遇。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尤其是80年代后全球化加剧，美国在和日本等国家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很多企业老板开始抱怨说：“员工人数太多了，福利待遇太优厚了，他们都被惯坏了。”于是，企业纷纷裁撤冗员，削减人工费用，实行让日本人也相形见绌的过劳经营方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不断普及，人们在工作上不但没有变轻松，反而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单位从多方面提高了工作要求，加大了劳动强度，而且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职场的人际关系也日益险恶，写字楼开始沦为白领阶层的血汗工厂。

书中举了一个很残酷的例子，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当时，KBW银行一名叫乔安•菲尔德曼的员工正在北楼 88层的写字间工作。爆炸发生后，她顺着楼梯拼命往下跑，可就在这个要命的当口，她去听到楼内的广播在反复说：“请员工们赶紧回去工作。”事后她心有余悸地说，幸好自己没有听从这个荒唐的命令，否则早就没命了。就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她有67位同事葬身工作间内，再也没有走出那栋办公大楼。

这是美国的情况，而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过劳死开始成为一大社会问题。1988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员工有777万人，相当于每4个男性中就有1个。1989年，日本厚生省制作了一份《人口动态社会经济面调查报告》，其中的“壮年期死亡”数据显示，在日本，每年因蛛网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心脑疾病导致的壮年期（30〜64岁）“急病猝死”的人数大概为17000人，超过同年度发生交通事故且于24小时以内死亡的总人数。

 2002年这一年，由过劳造成心脑疾病且被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数约为前一年的2.2倍，人数达到317人，其中一半直接死亡。同样是在这一年，得到工伤认定的过劳自杀者和精神障碍者同比增加了43%，其中有一位名叫高桥茉莉的电通员工，死时年仅24岁。

2015年圣诞节，24岁的高桥茉莉因为不堪工作压力，在员工宿舍跳楼自杀。临死前，她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工作和人生都太辛苦了，感谢您至今为止的照顾。”后来，路透社调查发现，高桥经常加班，而且很多时候要到凌晨5点才能回家。仅2015年10月份，高桥就累计加班13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4个小时。

高桥离世后，她的母亲多方奔走，要为女儿讨个公道。直到第二年9月，东京劳动部门才认定高桥茉莉的自杀为“过劳死”。2017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见了高桥茉莉的母亲，几个月后，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安倍内阁提出的“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对加班时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原则上每个月加班上限为45小时，繁忙期加班每个月不能超过100小时。违反规定的企业管理层将面临监禁的处罚。

二、我们为什么会过劳？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的第二节内容：我们为什么会过劳？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会成为过劳的转折点呢？书中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四个方面：全球化、信息化、职业自由化以及消费主义盛行。

首先是全球化。简单说，就是贸易协作突破了国家间的界线，以前只能在国内做的生意，现在可以做到全世界。全球化固然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让我们赚全球的钱，但也让我们面临着全球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比如全世界最大的家居用品制造商宜家，它的工厂基本上都不在瑞典，而是建在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再比如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它总共有40多万名员工，但德国人只有17万，其它都分布在世界各国。

换做你是雇主，在能力同等的情况下，肯定也要雇佣那些薪酬更低的人吧。你八千块钱才肯做的工作，没准换个地方，人家三千块钱就能做，而且完全胜任这个岗位。你只接受每天工作8小时，但有些国家的人愿意每天加班工作到12小时。这时，企业老板就占据了㢈工的主导权，他们根本就不怕招不到物美价廉的员工。这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并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整块业务都已经搬到别的国家去了，你空有一身本事，还是没法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时，员工就很被动，只能无奈接受高强度的劳动。

造成劳动时间延长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日益便捷的信息技术。在电话、短信、即时通讯软件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的传输成本越来越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掀起了各个产业的大变革，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通过线上完成。但恰恰因为这个便捷，让我们的私人空间和工作的边界日益模糊化。以前，我们只有到单位才能办公，但现在，你可以通过电话，通过云办公软件，在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上随时随地办公。工作开始变得无孔不入，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更可怕的是，尽管信息通信技术带来了一些新的专业性、技术性职业，却也使得更多传统工作简单化了，业内的竞争变得更激烈了。比如Word和Excel等办公软件的发展拉低了专业排版的门槛，美颜软件的发明使得小白也能拍出一张不错的照片……这些新技术确实取代了一部分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但同时也带来一轮新的单调重复劳动。一排排穿格子衬衫的程序员在马不停蹄地敲代码、一排排话务员在不停地打电话……很多正式岗位现在可以外包运作，正式岗位变得稀缺，竞争压力则相应增大。

第三个因素是自由职业的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放松了对劳务领域的管控，使得劳务市场的流动性加大。不仅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中老年的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劳动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跨入新世纪后，随着滴滴、美团这样的共享经济公司兴起，自由职业者的占比也越来越高，网约车平台上的司机，在城市里穿梭的快递小哥，都属于自由职业者。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派遣用工、兼职用工等用工模式。

此时员工的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满35小时的短时间劳动者人数增加了；正式员工名额大幅度减少。同工不同酬的待遇差异让更多的人去争夺正式员工的位子，为了保住这份好工作，正式工也开始主动加班，每周工作超过60 小时成为工作常态，过劳趋势也更加明显。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消费主义盛行。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劳动者根据雇主提供的工资率（每小时工资）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长。如果劳动者的工资率低，为了增加收入，他可以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如果工资率足够高，他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享受更多的闲暇时光。然而，现实生活并非如此，高薪的人也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因为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满足更高的消费欲望。

职场中有个段子说得很形象：“不要大声责骂那些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你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尤其是有房有车有娃的那种。”年轻人可以选择逃避，但中年人就必须要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已经被消费主义所绑架，头脑里时刻盘旋的念头是：“我不拼命工作，下个月的房贷从哪儿来呢？”“上有老下有小，娃的补习班一年就要好几万，还是再拼一把吧！”“双十一一家人大买特买，信用卡都快刷爆了，得赶紧赚钱，这份工作无论如何都得做啊！”的确，现实中，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等等支出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了我们的肩膀上，迫使我们为多拿一点加班费而低眉弯腰。

其实，如果理性思考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要买的豪宅、好车，还有所谓的车厘子自由、星巴克自由、五星酒店的下午茶自由，以及名牌的手表、包包等等，真的是我们发自内心想要的东西吗？现代社会讲的是人的物化，即我们要用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开什么、住什么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以及物的人格化，每样东西都跟不同的阶层挂起钩来。而大众媒体也在推波助澜，让我们看到更多更昂贵的东西，把商品和人们渴望的成功、荣耀等挂起钩来，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消费欲望。要享受到这些东西，前提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累？就是因为欲望是无穷的啊。

在消费社会中，作为买方的我们越是看重商品的质量、服务的质量，对卖方的要求就越会提高，连带着，它们的员工就必须拼命想尽办法吸引消费者、维护顾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双重的，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当我们用苛刻的标准要求别人时，也就不能拒绝同样被别人所要求。每个人把自己的方便都建立在了别人的过劳之上，同时为了别人的方便也让自己陷入过劳的陷阱。“24小时便利店”的逻辑是这样，“1小时送达”的快递同样也是如此。问题是，这样的便利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的吗？延迟满足，让自己多一点期待时间，不是会更幸福吗？

在森冈孝二看来，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家庭生活的时间，用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这是极大的罪恶。前者是毫无节制的自我剥削，后者是毫无顾忌地剥削别人，表现出来的就是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疲惫的职业心态，越来越多的过劳死案例啊。

三、过劳问题有解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本书最后一个内容：过劳问题有解吗？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日本政府很早就通过立法来限制加班。早在1947年，日本政府就出台了《劳动基准法》，规定员工每天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但这个法案也给出了一个变通模式，即只要用人单位跟工会商量好，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并提交给劳动监察署，就可以自行规定上班时间。劳动监察署认为，加班问题就像是周瑜打黄盖，雇主和员工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政府也不好出面管理。

森冈孝二调查发现，日本有的企业强迫员工每年加班远超1000小时，却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处罚。问题是，有的员工也认为加班是应该的，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有一次在森冈孝二的课上，有个同学就发言说：“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开始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他所表达的观点，就是“自发性过劳”，在日本，这种想法带有非常大的普遍性。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自己热衷于工作”“埋头苦干”“有强烈的事业心”；还有人说自己喜欢工作，觉得工作给自己带来成就感、认为工作很有趣。这些词汇背后隐含的心理活动，恰恰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动因。

那这些词汇是怎么来的呢？真的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涌出的，还是被人植入的呢？2002年3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布拉希姆•瓦德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社区的美国企业》，他在文章中剖析了资本是如何让员工自觉自愿地加班的。文章写道：就像新兴宗教一样，企业通过研修讲座、修养会、全体会议等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员工，向他们灌输集体价值观。在热情洋溢的口号熏陶下，员工的批判精神被削弱了。人们一遍遍地复述公司的目标和使命，高喊口号、唱“公司司歌”，还要穿上印有公司标志的制服，这些措施都在潜移默化地培养员工的献身精神，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加班，愿意过劳。

另外一点就是，企业的薪酬制度体系往往也会让员工们接受加班，甚至乐意加班。2021年6月，网上刊登了一条新闻，说腾讯旗下的光子工作室发出了一则试点通知，内容是“周三强制6点下班，其他工作日不晚于9点离开办公室，周末双休”，据说公司内部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三分之一的人强烈反对。在九点强制清场时，有些不愿离开办公室的“奋斗者”还和保安发生了冲突，至少五人在冲突中受伤。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愿过劳的“奋斗者”呢？因为有2倍的加班工资啊。

所以有人提出，光靠国家立法是没法解决过劳这种社会现象的，我们得倡导一种更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给过度紧张的工作时长踩踩刹车。美国作家朱丽叶·斯格尔写了一本书叫《浪费的美国人》，书中建议大家对过劳生活进行转型，就好比轿车从高速行驶模式切换到低速档，她将经历这种转换的人称作“down shifter”（减速生活者）。斯格尔统计说，仅在1990—1996年间，美国就有19%的成年人自发性地改变了生活方式，成为减速生活者。他们更好地遏制住了自己的消费欲望，虽然收入比以前减少了，却增加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过上了比以前更幸福的生活，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衡。

而在日本，人们也开始渴望脱离过劳模式，他们的做法就是搬离忙碌的大都市，换到乡下或小城市，过上闲适的田园生活。2021年1月29日，日本总务省发表了基于居民基本台账的《2020年人口移动报告》，报告数据表明，最近几年，日本每年都会有24000人到25000人从其他都道府县移居到冲绳。尽管冲绳县失业率较高、工作并不好找，然而人们还是沉迷于这里的自然风光及悠闲的生活方式，过上了自己想过的“减速生活”。

还有一种“慢生活”方式也开始在人群中流行。“慢生活”的理念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一个叫布拉的小镇，最开始兴起的是“慢食运动”，这个运动呼吁人们细嚼慢咽，享受吃饭的乐趣，重视乡土料理，保护亲手烹调的优质美食。在国内，“慢生活”的拥趸者也越来越多，前几年，作家木心的诗《从前慢》非常流行，很多人喜欢其中的句子：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就是因为过劳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痛苦，大家渴望回到以前那种生活方式，虽然物资不太丰富，但心境更悠闲、更自在。

不过，要想让生活“慢下来”，没有时间是万万不行的。而在过劳时代，时间恰恰是最稀缺的资源。除非我们的休闲时间能达到足够的量，否则即便有休闲的心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森冈孝二一方面大力呼吁，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向劳动者提出贴心的小建议，他建议我们，年假一定要休够，还可以试着把黄金周和年假结合起来，确保每年都有一次连续休息1-2周的大假，只有能享受休闲时光才能得到彻底的休息，才能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中，表现出更强的创造性。

其实，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休假制度，合计下来，每年的法定假期有115-116天，和古人相比是不少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加班对休假时间的侵占，以及休闲质量的问题。那么，古人是怎样休假的呢，每年又有多少假期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休假制度的历史沿革吧。

中国的休假制度是在汉朝时正式形成的。《汉律》记载：“吏员五日一休，沐归谒亲。”意思就是官员可以每五天休息一天，这一天被称作“休沐”。当时朝廷要求各级官员要集中在官衙办公和食宿，只有到了“休沐”那一天才可以洗浴更衣，回家团圆，打扫卫生或走亲访友，所以称做“五日休”。这个休沐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星期六、星期天。除了“休沐”，汉朝官员还享有各种节令假，如冬至、夏至、春节等。另外遇到特别的事情，官员也可告假，告假分为予告和赐告两种。予告可带职休假，但不得归家。赐告则是因为生病给予的假。汉制规定，凡请假三个月免官，经赐告者可延长假期而不免官。

到了唐朝，休假制度开始变得人性化起来。唐朝将百官的休假由“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一休的“旬休”，每十天休假一天。看似法定工作日延长了，但放长假的天数却变多了。在唐朝每年有三个“黄金周”，春节、冬至、清明各休7天，中秋、夏至休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三伏天休一天。就连皇帝生日、老子生日、释迦牟尼佛生日也都在放假的范畴。

除此之外，唐朝官员的事假也更为人性化。如果官员有儿子长大成人，官员可以放3天假筹办孩子的成人礼，子女结婚可放假9天，亲戚结婚也可以放假。此外还有探亲假，父母在3000里以外的，每三年有30天探亲假，500里以外的，每5年有15天探亲假。遇到父母或亲戚过世，朝廷也会安排假期，方便他去办理丧事。

而宋朝则是我国历史上休假天数最多的朝代，各种法定假和节令假达68天。如果再加上春节一个月的大假，实际高达98天。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宋官员“封印”，停止公务，回家探亲，次年正月二十再返回衙门“开印”办公。

宋朝之后的几个朝代休假天数开始变少，明清时期的法定假日比宋朝少了一半；鸦片战争后，我们也开始受西方列强影响，采取周日休假制度，至于我们现在的周末双休制度，则是在1995年5月1日起才开始实行的。

结语

讲到这里，《过劳时代》这本书就讲完了。

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过劳开始成为全球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书中分析了过劳背后的四大成因，提出了缓解过劳的解决机制，比如给生活减速，提倡慢生活等，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立法和加强执法来有效遏制雇主的“加班”欲望，保证员工的休息休假权。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劳动是光荣的、崇高的、神圣的,很多人也以辛勤劳动为荣，就像歌德说的那样：“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那一个月过的是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对于歌德的“过劳”，我们无可厚非，唯有敬仰；但如果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这种“推一块石头上山”的过劳状态，那恐怕这就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了吧。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872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十月十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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